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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葵本草文獻十八講出版

传统本草学研究的三个方面(代前言)

“本草”是古代药物学的专名,尤其用来特指本草书籍,著名者如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新修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等。本草学作为一个学科大约从年代开始,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教授难波恒雄博士提出以herbology为本草学命名;后来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中国药学研究所那琦博士认为用pentsaology更加恰当,他所著的《本草学》(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出版社,中国台北,年)即以Pents’aology为书名;稍晚大陆亦有黄胜白、陈重明同名著作问世(南京工学院出版社,年;东南大学出版社,第二版,年)。

传统本草学当然属于药学学科,但与历史学、文献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,其研究范围大约包括本草历史、本草文献、本草药物三个方面,简言之即是本草史、本草书、本草药。

1.传统本草的历史学研究

本草史是医学史的一个分支,医学史又是科学史的一部分,而科学史只是广义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小门类。既然属于历史学,当然可以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去描述本草学术之发展演进过程,推考其影响因素。

1.1本草学之萌芽

追溯历史,搜集食物更早于寻觅药物,《淮南子?修物训》说:“(神农)尝百草之滋味,水泉之甘苦,令民知所避就,当此之时,一日而遇七十毒。”这是先民觅食的真实写照。

药物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,不妨设想一个场景,“神农”在辨识草木滋味水泉甘苦过程中,遇到一种叶大型根黄色的植物,尝试以后,不仅滋味不佳,而且出现严重腹泻,这种被命名为“大黄”的植物当然就被作为“毒”口耳相传了。直到有一次,部落成员抱怨几天不能大便,神农回想起“大黄”的“毒”,于是建议病人少量的尝试,结果可想而知,各种不舒适爽然若失,于是获得一项经验,大黄能够“荡涤肠胃,推陈致新”,药物治疗学由此诞生。所以晚出的药物著作托名神农,固然出于“尊古贱今”的原因,但特别选中神农也非偶然。

《尚书·说命》说“药弗瞑眩,厥疾不瘳”,病人需要达到昏昏冒冒的状态才谈得上治疗,由此推断当时所用药物多数有毒,《周礼·天官》言“聚毒药以供医事”,所谓“毒药”,与《淮南子》中神农所遭遇的“七十毒”一脉相承。正因为此,《礼记》规定“君有疾臣先尝,父有疾子先尝”这样的尝药制度,其实是出于安全考虑。

马王堆出土的《五十二病方》《养生方》涉及多个药物,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是乌头类的乌喙、乌头等,所含乌头碱就可能让病人达到“瞑眩”状态。安徽阜阳出土的西汉简《万物》,记载了多种药物名字和功效,说乌喙令人“走及奔马”,其记述形式与《神农本草经》有很大的差距。从秦汉之际的《五十二病方》到西汉中期《万物》简,可见当时药物治疗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,用药存在较大的风险性,本草学体系尚未建立,本草学处于萌芽阶段。

1.2东汉早期至清末民初

这一阶段是传统本草学鼎盛时期。药学著作是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总结,综合东汉早期《治百病方》(武威医简)到汉末《伤寒杂病论》可以推断,随着方剂学的发展,《神农本草经》之类的本草著作应运而生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分总论(序例)与各论(药物具体内容)两部分,总论以十三条文字概括了药性总论,各论记述种药物的性味、功效、主治等内容,是秦汉以来临床药学实践的总结。总论各论的写作体例不见于秦汉以前的各类著作,是一种难得的创新,且被后世继承。“序例”不长,但作为药学通论,却是开创性的。不仅古代本草循此体例,现代药物学也以同样的思路进行编撰。所以《神农本草经》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,标志着本草学的成熟。从《神农本草经》到《本草正义》一千八百余年间的本草著作,一直沿用类似体例,只是收载内容有所变化,学术思想则一脉相承。

本草历史背后的思想史问题值得重视,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药物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分类,“上药一百二十中为君,主养命以应天;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,主养性以应人;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,主治病以应地”。强调上药为君,处方中“君药”具有唯一性,以上、中、下三品分别对应天、地、人,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反映,有官方政治的烙印。正因为此,唐代才有可能由政府出面,组织编修出第一部具有国家药典性质的《新修本草》。

北宋时期医学的政治象征意义更强,政府不仅开设校正医书局,校勘医经、修订本草,徽宗皇帝还亲自撰写《圣济经》,对医药学问题发表意见。宋儒理学渗透到医学领域,在本草而言即是所谓的“法象药理”,“儒医”们将药物的外在(物化)特征与他们自以为得计的“宇宙规律”互相印证,以此解释药物的作用,并以此解释来指导药物的具体应用。

从药物学体系的知识构成来看,除早期治疗经验积累外,神仙方士虽然主要从事修仙长生事业,同时也参与医学活动,他们关于矿物、植物、动物的认识渗入进来,成为本草学术的另一项来源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载味药物中,接近半数提到久服可以令人“轻身不老”,这是汉代崇尚服食的真实写照,可见《古诗十九首》言“服食求神仙,多为药所误”,不为无因。本草说“丹砂能化为汞”,又说“水银镕化还复为丹”,则是炼丹术的影子。由此我们理解,葛洪、陶弘景以道教大宗师身份从事医药活动,其实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一部分;真实的孙思邈或许就是一位医药家,青史留名以后,则被贴上“药王”的标签。

中外交流也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,早期外来药物引入中原,如葡萄、苜蓿、红蓝花之类多归在张骞名下;沉香、木香、鸡舌香等香药贸易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。相对于具体药物研究,对药学思想的传入与输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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